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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國策顧問黃天麟 強調美國選舉結果 可能影響台灣前途

by 望小風
前國策顧問黃天麟(照片/記者蔡金瑞攝)

(記者楊梧生/台北專訪)  專訪前國策顧問黃天麟,強調美國選舉結果,可能影響台灣前途,巨大市場霸凌問題,不能等閒視之。

長期關心台灣前途,退而不休的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黃天麟,近期投書媒體,對於美國大選後,可能再度政黨輪替的輿論甚囂塵上,新的美國執政當局可能會忽略「巨大市場霸凌」造成的威脅,深感憂心。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如果拜登政府上台後,對中政策變緩、變軟,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的時間很可能會提早到來,對台灣很不利,台灣政府大概只剩十年左右時間,可以佈局、因應此一變局。以下為專訪內容:

記者問: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後,目前陷入開票爭議的渾沌不明狀態,但從國際媒體的主要訊息顯示,民主黨贏得最獲勝利的機會似乎比較高,您怎麼看美國政局變動對中美貿易大戰的影響?連帶的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台灣要怎麼因應國際局勢變動?

黃天麟答:美國政黨輪替的機率很高,中美貿易戰後續發展,應該也會有所改變;但從美國民調顯示反中比率升高來看,縱使拜登在明年1月20日順利上台,對中的態度也不致於出現180度的大轉彎。之前美國感覺到中國爭世界霸權的野心越來越明顯,川普極限的壓迫北京政府,防止中國對外擴張;但拜登似乎沒有這種觀念,目前也看不出來他的中國政策有什麼明顯的改變。

記得拜登2010年擔任副總統時曾經在一次記者會中談到,他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並沒有壞處,甚至對美國的經濟繁榮有所幫助;這個看法,其實非常危險。不過,現在的時空背景,和當時已經完全不同,不知他的想法會不會有所改變。

其實美國和歐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是從2015年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開始的,當時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違反美國的意向,宣布參加亞投行,對歐巴馬產生很大的打擊,讓他和美國開始意識到,世界並不是美國的,很多國家是聽中國的、跟著中國的計策在走,也因此,歐巴馬政府後期,才有重返亞洲的大動作,並對中國的態度開始有所改變。拜登迄今的言行舉止,尚看不出來對中國的態度有什麼明顯的改變;我個人研判,拜登對中國的態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縱有些調整,幅度也不會很大。所幸拜登的左右手、相關策士之中,仍不乏持反中態度者,這一點稍可安慰。

可以預期的,如果川普沒能透過司法翻盤,最後仍由拜登入主白宮,中美兩強的博弈賽局,可能會變得比較緩和。這對台灣的影響,有利方面,是在兩岸緊張對峙的局面,會比較不那麼嚴重,至少不會再惡化。但不利的地方是中國將再快速成長,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時程將加快。我原本推算,以現今的趨勢計算,預計中國在2032年左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美國對中態度如果明顯改變,中國稱霸世界的時間,可能會明顯提前,這點對台灣相不利,因為有強大的經濟做後盾,中國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也會跟著提高。我推算,台灣將只剩下10年的時間,可以去準備如何應付此一巨大的挑戰。

問:台灣開放總統直選以來,已歷經4位民選總統,依您的觀察,他們執政下的財經政策優劣比較為何?

答:4位民選總統中,我認為李登輝對台灣的經濟貢獻最大,他反對一中市場、主張戒急用忍,才有產業根留台灣,讓今天台灣還能有台積電、半導體、金融業、石化、鋼鐵等產業,貢獻台灣經濟發展。可惜李登輝之後2位民選總統,錯誤的政策,讓台灣經濟大幅滑落,導致出現「22K夢經濟」的夢魘。

李登輝接棒時,台灣由於之前人民的勤奮,加上所謂的「經濟奇蹟」加持,累積可觀的經濟成果,當時台灣經濟算是相當不錯,但他的幕僚群中大多延續中國國民黨的一中思維,主張經濟也要一中,認為台灣經濟要和中國結合,在一中市場上求發展,導致在國內掀起一波投資中國的狂潮,包括台塑要到對岸投資幾百億元的海滄計劃等。惟李登輝已經先看到中國的威脅,獨排眾議,反對行政院規劃以中國市場當跳板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於1996年8月宣示「戒急用忍」,強調「根留台灣」,主張投資、生產….等經濟活動應該要留在台灣。

當時大多數財經官員、經濟學者都主張要以「亞太營運中心」為台灣的經建藍圖,只有李登輝獨排眾議,力主「戒急用忍」,限制到中國投資的上限,不得超過淨值的40%,才維繫住一些台灣經濟發展的根基。

可惜,在李登輝之後的2位總統,沒有延續戒急用忍的路線,導致李登輝後16年台灣經濟崩落。首先,陳水扁2000年上任後,沒多久就召開國發會,會後接著就開放7千多項產品赴大陸投資,政策為「積極開放」,後來才勉強加了一句「有效管理」。但「積極開放」為真,「有效管理」則是補述,也不容易追蹤。在「戒急用忍」政策,被改弦易轍為「積極開放」之後,敏銳的商人馬上嗅出箇中意涵,開始出現大量的產業出走潮,接著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甚至開始明顯衰退。阿扁前4年經濟做不好,讓他差點無法連任,到後4年,仍然不見知所改變,積極開放的政策未曾修正。甚至除了李登輝之友會的部份愛台人士公開反對之外,大多數民進黨人士也都不反對大膽西進,默認(或承認)亞太營運中心主張以中國為基地的主張是對的。因為扁朝政府的態度,才讓馬英九有機可趁,選民相信了馬「當選後全面開放、全面三通」、「黃金十年」、「633」等政見,進而導致政黨再次輪替。

馬英九上任之後,比陳水扁的積極開放還要更加前進,往全面開放的方向做調整。更加開放之後,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幾乎呈現倍數成長,而對中國投資大增,等同是減少對台灣的投資,導致台灣經濟每況愈下。馬英九執政之下,到2015年第4季台灣經濟出現負成長,等同在李登輝交棒後15年期間,台灣走到「22K夢經濟」、經濟零成長的窘境。經濟政策錯錯錯,連事先被跨大功效的ECFA,也圖窮匕見,台灣GDP成長率於是被南韓追過。

至於蔡英文部份,要先回顧太陽花運動,馬英九在ECFA之後,又要進一步推服貿、貨貿FTA,所幸有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把它擋下來,也因此救了台灣經濟,甚至為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肇基。而在反對服貿、貨貿FTA方面,李登輝之友會、台聯人士出了不少力,到處遊說、闡述正確的觀念,讓學生們有所覺悟,進而勇敢的出來發動「太陽花運動」,把服貿、貨貿FTA擋下來,守護台灣經濟沒有被人家完全掐住脖子。

蔡英文不像李登輝那麼強烈反對一中市場,她上任以來力主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對一中市場的態度並不像李登輝那麼強硬,也沒有任何延續「戒急用忍」的主張。然而不承認「九二共識」,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降低,反而讓台灣經濟好轉,2016年以來,台灣經濟已從0成長,回復到低度成長。有道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後標準」,經過4位民選總統二十幾年來的財經政策試鍊,有過度依賴中國的、有較不依賴中國的,甚至是戒急用忍的,回頭檢視4位總統的不同財經政策,不難分辨出孰優孰劣,優勝劣敗、高下立判!

問: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在財經政策上,有沒有請教過您的看法?另外,您長期關心的時事,最近投書媒體的焦點在那?

答:她並沒有要我提供什麼財經政策。

我想,應該有很多人會給蔡總統獻策、提供建言,而我的建言,也不一定能真正交到總統手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後來並沒有給蔡總統提什麼建言,但仍然會透過媒體發表一些看法,持續關懷國際局勢、關心台灣前途。

在李登輝總統時,李總統親自找我,要我提供財經政策的興革意見,並交待秘書,只要是我提的建言,一定要交到總統手上,他要親自看過、親自參酌。而我事後觀察,發現李總統的財經政策,確實有把我的建議考慮進去。在獲得元首的信任之下,我就更加努力的盡力而為。

現在我還是會固定在媒體投書,希望能對財經政策、對台灣前途有所助益。最近關心的重點主要在拜登,還有RCEP(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等。最近幾篇文章,希望能吸引美國人,尤其是川普、龐佩奧等人都能去閱讀。它們集中在一個叫「巨大市場之霸凌」的議題上,這和全球化有關。現在全世界的問題,就在於主張全球化的過程,忽略巨大市場霸凌的問題。

我現在每個星期二都會寫一篇文章,主要跟我的經濟理論有關;像1996年我向李登輝總統建議戒急用忍,主要的理論根據就是「邊陲化理論」!邊陲化理論其實很簡單,就是大的經濟體,和小的經濟體要結合、要往來,大的經濟體一定會磁吸小的經濟體,大的就會越來越大,小的變得越來越小,進而被邊陲化!我的邊陲理論認為,「往來越密切,文化越接近,交通越方便」,大的經濟體吸納小經濟體的力道就會越強勁。中國很大,台灣幾乎不能對中國有所影響,反而會被中國吸收,所以要戒急用忍。

亞太營運中心絕對是不利台灣的,因為有一個巨大的市場在磁吸,就像萬有引力一樣,物體越大磁力越大,中國很大,台灣很小,會被磁吸,最後台灣會被邊陲化,這就是「巨大市場的霸凌」。如果對巨大市場的霸凌莫可奈何,只好接受被磁吸的結果。如果不想被邊陲化,對巨大市場就應該有所反應;川普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歸根究底,就是在防止巨大市場的霸凌。為什麼連美國像微軟、FB等大企業老闆,甚至好萊塢、NBA都要表態挺中?就因為他們懼怕中國的巨大市場。這個東西能不處理嗎?如果不想辦法處理,將來的世界就是中國的!巨大市場的霸凌是不可逆的嗎?或者要有1個制度、1個辦法,來讓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有一個比較公平的平台呢?

美國過去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稱霸全國,於是有反壟斷的反脫拉斯法,在6、70年前就用法律把AT&T分割為8個公司,降低企業太大造成的不公平競爭。現在中國太大,變成一個脫拉斯,但沒有比中國更強而有力的國家,能去要求中國分裂成幾個國家,這也是不可能的。不過,現在美國還可以聯合其他盟國來對抗中國,減低一些巨大市場霸凌的苦果。但這不是單單中國的問題,印度有一天恐怕也會有巨大市場的問題,國際上應該儘早集思廣益,建立一些可以牽制巨大市場的國際規則。

問:台灣歷經新銀行開放、一、二次金改,金融業的體質是否明顯變好?面對近年盛行的金融科技、金融創新,您覺得台灣的金融業要怎麼做,才能真正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答:金融業本來就是資本家的舞台,1990年前金融業是政府管制的行業,但台灣經過經濟奇蹟的發展階段後,財團普遍累積雄厚的財富,開始想要涉入屬於寡佔市場的金融業,於是動員各種力量展開遊說,政府無力阻擋,只好開放新銀行籌設、營業;民主政治和財團金錢掛勾這種事,連美國都避免不了,這也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二次金改主打金融合併、大型化等政策,當時我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事前並未被徵詢相關意見,我的看法,認為二次金改並沒有非做不可的理由。倡議金融業整併,最後僅有以民營銀行併下公營銀行的兩大龍頭:台北富邦、國泰世華最有所斬獲,其餘的改革成效並不彰顯。十幾家新銀行,除了有併進公營銀行大進補的少數幾家之外,檢視其經營績效普遍都不甚理想,除了玉山金表現尚可之外,幾乎都乏善可陳,甚至還衍生不少經營弊端,顯示光講「開放」,沒有相關配套,並無助金融業的體質提升。

不單金融業,幾乎所有行業都需要改革;科技進步,對金融產業將產生很大衝擊,電腦、數位運算、人工智慧(AI)等,將來會改變整個金融產業,金融科技將促使金融業深化庶民金融業務,服務的面相會增廣。未來批發銀行、股票、IPO、聯貸業務等傳統還是會持續存在、並不會消失,但銀行必須引進更多的新興業務,尤其是傳統金融業務比較不強的業者,更需要往網路銀行業務發展。在我看,螞蟻金服IPO臨時喊卡,就是金融服務庶民化和傳統金融產生衝突的結果。未來科技對金融業帶來的成長與挑戰,將會是金融業興衰、勝敗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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