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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堅決維護言論自由 與喜樂島聯盟告別 施正鋒今細說原委 來龍去脈真相大白

by 望小風

(記者林慧滿/專訪)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前院長、第一代名嘴施教授正鋒博士,日前臨危受命接下代理喜樂島聯盟主席,卻不過數日,因中時訪問中天電視審照及關台的議題,發言維護言論自由,與聯盟意見不合,深覺當時力邀加入及承擔大任代理主席,卻在接任後備受掣肘,難以任事,而閃辭下台,接受專訪時,他娓娓道來其中轉折,直言學者較正直單純,沒有政治利益算計及糾葛,“是別人眼中的大石頭,要搬走才不會擋路”。

東華大學民族學院前院長~施教授正鋒博士。(照片/施正鋒提供)

台灣意識啟蒙

他自述早年啟蒙,生於冷戰時期、長於威權時代,幸好小時跟著父親讀香港報人卜少夫的《新聞天地》。唸高中時,數學先生黃呈明要大家趕快去買《台灣政論》,果不其然,沒多久就被查禁了。大學縮衣節食,就是為了搶在警總查禁前,趕到大學口的公車票亭買黨外雜誌。參與了「大學論壇社」的外圍,認識了一些「搞怪」的異議份子,包括蘇煥智、劉一德、以及蘇瑞雲等等;想念那些沒有在政壇的兄弟,不知身在何處。

大二時,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政變中被吊死,許信良在《長橋雜誌》背離事實把他描寫為殉道者,施正鋒寫了一篇〈布托──一個迫害反對黨的政客〉加以駁斥,從此到出國前,偷偷地幫黨外雜誌寫稿。他感性地說:那是手抄謄稿的時代,稿子偶而會遺失,迄今回想起來依然心疼不已。

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成為點燃施正鋒心中火苗的關鍵,認為台灣人不再甘心作任人騎的奴才。他回憶:在那一夜,他向另一個本地生室友(電影迷、新竹客家人)提到 二二八事件,他認為一定是捏造出來的,要不然,為何他從小到大都沒有聽過?第二天,大概是經過求證,室友道歉了。接著補充說明,當時,晦澀的新潮文庫拿在手上,是用來欺哄班上爪耙仔的偽裝,真正的精神糧食是一再被查禁、春風吹又生的各種黨外雜誌,譬如說,看得比較痛快的《美麗島》、以及較溫和的《八十年代》、《亞洲人》;只要《自立晚報》報導哪一本被禁,書報攤的銷路就特別好,洛陽紙貴而不一定買得到,連僑生朋友都不免感到好奇。另外,也在光華商場也搜羅了不少政論禁書,譬如《古坑事件》。他為那個時代做結語,“那真是苦澀而又刺激的時代!”

當年鄉土文學對施正鋒的影響不亞於政論文章,特別是楊青矗的工人文學、宋澤萊的農人文學;他認為,除了年輕人本來就比較有理想、同情弱勢者以外,也因為他們的作品讓他體會到手足同胞所遭受的結構性苦痛。當時和幾個同學(包括現在任教母系的吳珮瑛),合作寫了一篇分組學期報告〈農民所得與農糧政策〉(被刊於系刊《金稷》),大體覺悟政治權力的重要性。

在選修的「中國近代史」,寫了一篇義氣凜然的〈從「鄉土文學」談起〉,老師胡平生好話說盡,硬要他自行抽回,勸隨便再繳一篇就好;他就故意天馬行空交上了〈由「剛果暴風雨回憶錄」看剛果開國四要人〉,他的想法是:反正,殖民地的命運不外乎任人擺佈。

海外求學與民族主義思想的建立

在1984年,千辛萬苦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決心要捨農經唸政治,被校園的國民黨組織找去作報告。為了護照上的回台加簽,又不能不虛與尾蛇。來自大都會的上級指導員撇頭問道:「台灣人唸政治沒有前途,你為甚麼還要唸?」施正鋒心想:雖說是老實話,卻未免是得了便宜又賣乖。他已記不得是如何搪塞、是否臉紅,但已打定主意,任憑甚麼都阻擋不了。幸好有貴人相助,一路走來,大部分的時候都有獎學金,在1991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取得政治學博士。

出身彰化鹿港的他,描述當年海外的情形:在白色恐怖時代,中國國民黨政權不只採取直接暴力(鎮壓、酷刑)、以及間接暴力(壓迫、榨取),還要進行不流血的文化暴力,也就是思想上的控制,站在台灣人立場的政治性書籍當然絕對無法在島內生存,因此,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責無旁貸,必須扮演啟蒙者的角色。

對於這些離散的台灣人來說,在面對國民黨爪牙遣送回國的壓力之際,一方面要尋求他國友人義助,另一方面還要奔走四方、組織有志之士奧援,剩下的時間還要辦刊物、或是寫冊。不少人的台灣人意識、或是台獨意識,是在出國留學之後,讀完那些在台灣看不到的書而覺醒的。

透過台灣同鄉會、或是同學會的洗禮,斑駁的書籍留給後來的人,台灣意識的香火一代接一代傳承下去。

真正接觸到民族主義的學理,是在愛荷華州大唸碩士時陣。施正鋒當時擔任Olorunsola教授的研究助理,主要的工作是作摘要,因此把James Coleman有關非洲民族主義的論文都看遍了,又不時拿別人的經驗來和台灣相比。

在博士班時,除了修Nagy教授的民族運動理論,也跟Shabad 教授研修巴斯克人的民族運動個案。當時,又與熱心的同鄉一起唸書,譬如K. R. Minogue的Nationalism (1967)。

他回憶當年:台灣人多半唸理工,對於太抽象的議題不太有興趣;台左雖然喜歡舉辦讀書會,卻視民族主義為落伍的東西。不管左右,同鄉宛如學子的父兄,而同鄉會更是孕育台灣人意識的溫床;在島內最困頓的時候,透過這些同鄉的解囊奔波,台灣人的香火得以保存。

施正鋒相信:學術研究的興趣與個人的主觀傾向往往是分不開的。當初(1986)獲得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系的入學許可,是以國際關係的專長進入博士班,因此也修遍了比較外交政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的課程。

然而,卻也一直不能忘情對族群政治的關心,拼命地尋找相關的科目來修,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助於調和台灣的族群關係。

他再回首於愛荷華州州立大學(Iowa State University)的碩士班日子(1984-86),雖然按照規定完成了國際關係課業,卻對於系主任Victor A. Olorunsola交代的課題──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情有獨鍾。在準備論文題目之際,指導教授Charles F. Hermann看到他的掙扎,建議找未來的恩師 Chadwick F. Alger 談談,終得以順利在國際關係下的「超越國際關係學」(Transnational Relations)找到出路,完成了博士論文《族群多元化與政治暴力行為的多變數模型》。其實,稍早的碩士論文,也是在指導老師James M. McCormick 包容下所做的暖身。

他吐露這篇博士論文採取量化的途徑,因為這是當時國際關係領域不成文的要求。不過,除了科學哲學上的信念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的考量,希望透過超越國家 (cross-national)的實證,避開有心人士以放大鏡來檢驗思想,以免他日被迫流亡海外、終究只能在台灣人聚會上高唱〈黃昏的故鄉〉而掉眼淚。

其實,序言中還是不免洩漏了天機,表達了對台灣人追求實踐民族自決權的無限嚮往。他這幾年來有關族群、民族認同的研究,大致上是依循上述的模型不斷地在作驗證:主張主觀上的認同重於客觀上的共同基礎,同時強調菁英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他回想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系上的國際政治經濟老師Brian Pollins問道:「畢業後的生涯規劃是甚麼?」乍聽之下,他的問題有點沒頭沒腦,因為,花了那麼多時間學習如何獨立做研究,如果不是為了研究作準備,又何必多此一舉?

話又說回來,台灣的讀書人往往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想法,以為拿到博士就好像考上狀元,從此,一輩子要輝煌騰達,好像是如不當官、就未免對不起自己。也難怪,戰後台灣唸政治學的不少,不過,留在學術圈子的好像並不太多。

在留學的日子裡,他逐漸把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心境、轉為正面追求台灣的獨立建國的情懷,也就是試圖將個人的認同與民族的認同結合為一。課本上所學的告訴他,如果內部多元族群無法取得和解,對外的國家主權定位就很難有共識。

在嘗試尋找台灣政治在歷史中自我定位的企盼,謙卑地表達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雖然曾經自我流放離散,卻仍執著要當台灣國民,這種超越一切的情愫,恐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

與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到日本看軍演。(照片/施正鋒提供)

與台獨聯盟的淵源

在哥城俄亥俄州立大學唸書時加入台灣同學會、台灣同鄉會以後,才有機會接觸到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以及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此外,還有主張台獨的《台灣公論報》、主張自決的《太平洋時報》、以及各種台獨刊物。也影印了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英文報紙、以及新聞性刊物。

還在1980年代中期加入台獨聯盟,推薦的是台中一中學長及同鄉施忠男,由當時的主席張燦鍙宣誓;他記得當年張主席曾經問:有何專長來奉獻台灣,他的回答是喜歡唸書,張回說,那很好。在美國的最後一年,擔任《台灣學生》的總編輯,連續四期用鮮紅色當封面,鼓吹台灣留學生應該熱血澎湃,也刊出加里波底的英姿,竟有人誤以為是共產黨的色彩;他糾正道:錯了,鮮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的顏色。

他在回國後,台獨聯盟出錢辦《台灣評論》,雖然並未公開盟員身份,卻自然而然擔任主筆,當作練筆的好機會。後來,先後擔任文宣部主任、以及發言人,不時撰寫聲明稿,而且是往往短時間內必須交差,而黃昭堂主席思慮周延,習慣退回再三修改,相當嚴格,甚於斥責又不是跟人家相罵,不要用那麼強的字眼;還好有預官步校「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的經驗,即使高深莫測,也是敬謹受教。

後來還因為黃主席鼓勵年輕人出來做事,而參與競選主席,不過天真單純的舉動卻引來後續背叛等流言蜚語,及聯盟同志的誤解而漸行漸遠。

捍衛言論自由

施正鋒在1991年回國任教,次年才開始寫報紙的專論,那是在加入台灣教授協會後,由於隸屬法政組,被安排在《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立早報》、以及《自由時報》寫「台教論壇」。

地下電台在1990年代中流行,他每週一固定在「寶島新聲TNT」有節目;當時,政府不時醞釀抄台,還必須護台到半夜,甚至於幫忙寫英文聲明稿。終究因為批判民進黨,現場節目被硬生生關掉麥克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時太太肚子懷著老二陪著,因此,只要看到小孩,不免想到當年的無奈。

電視開始有call-in節目,他算是第一代的名嘴。陳水扁政府上台,綠色電視台前恭後倨,小製作偷偷告訴:他們時常會想到主題適合他,最後往往作罷,理由是「不知道施老師會說什麼?」某名主持人要他常來,依約再去,他不好意思地說,「你下完節目後,上面就打電話來了!」

十多年來,比較少上電視談話性節目,有時候司機大哥會問,「施教授,怎麼最近很少看到您上電視?」只能笑答,到東華大學去了,心知肚明,又不是可以報名。近年倒是新聞面訪比較多,與人為善,藍綠不拘,只要堵麥,絕對問到飽;甚至,施太太的表妹還抗議,「姊夫為什麼老是接受T台訪問?」

他認為,多年來被綠媒實質封殺,除非是要他修理藍營、或中國,心知肚明、求仁得仁,絕不討好。前幾年,教育部人權教育網電子報邀稿,寫了「言論自由及政治包容」,有一半被認為具有「政治意味」而要求刪掉,毒蛇猛獸,相當諷刺,特別是先前才岀版了《人民的權利與轉型正義》。

施正鋒話鋒一轉說,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也就是不允許鼓勵叛國、危害國安、鼓動暴力、或是製造仇恨。然而,政治立場不同是自然的,主持風格或許驚世駭俗、語不驚人死不休,對於政治異議的包容卻是起碼的。儘管個別電視台無法做到內部多元,光譜上的外部多元差強人意,何必趕盡殺絕?

他闡述喜樂島聯盟的目標是獨立建國,而言論自由是倡議過程的必要條件,特別是當下2300萬人對於台灣前途定位仍然相當分歧,要是不能坦誠相見、相互傾聽說服,又要如何凝聚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共同體?

對年輕人的期許

他因為所學專長是國際關係、族群和政治經濟,原希望在接任代理主席後朝外交、族群等相關領域大力將理論實踐,現在辭掉主席一職,則繼續教育英材及寫作,他認為台灣要成為正常國家,年輕人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知識很重要,年輕人多讀書,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受外力影響,未來台灣才有希望,並成為獨立自主的正常國家,而不是列強的小弟或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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