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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堅持,我實踐

by 望小風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

在國史館的「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六屆討論會」中所要研究的人物,大都是經歷日本統治到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時期。登輝個人剛好走過這兩個時代,生活在這兩個不同的國度裡,並親身參與一些重要政策制定的過程,因此可以從自己的歷史經驗談我的想法。

殖民者與台灣人民的關係

登輝出生在一九二三年,當時,日本帝國殖民體制在台灣已經運作約三十年,社會控制也幾乎算是穩固了。我很幸運地先後進入台北高等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讀書,雖然感受到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別待遇,但日本菁英主義的教育精神,學校的自由學風,讓學生可以廣泛汲取現代化知識等,也讓我印象深刻。在這種環境下,我閱讀各種世界性思潮的書籍,思考台灣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和自我的問題,這段經歷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宗教信仰影響極大。

當然,台灣人在殖民體制下,等於是二等國民,很少人能夠進入官僚體制,參與社會的公共政策,也很少人能夠公開批判少數統治者,探討殖民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台灣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很少,升學競爭很激烈,畢業後的工作發展又有很多限制,所以台灣人的菁英大都選擇工作機會較多、社會地位較容易提升的醫生、.律師等自由業,社會、人文的科系則比較少有人去研究。

一個社會的文化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很關心歷史,很想鑽研歷史,後來選擇農業經濟學,是因為農業經濟學除了研究農產品產銷的r經濟」問題之外,還涉及農民「福祉」的問題,以及實施農業政策的「政治」問題,可以說是一門三合一的學問,是解決時代需求的一種學問,而不是金字塔內的學問。

心靈深處的思考

日治時代的教育經驗和人生體驗,使我常常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一、社會公平的問題:我出生在小地主家庭,從小看到佃農的困苦,就感受到社會的不公平。年紀稍長之後,受日本教育的我,更感受到身為二等國民的悲哀。

戰後則看到國民黨接收台灣所造成的不公平現象,以及處置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的殘忍狀況。這些經驗都讓我深切體認,社會公平合理的重要性,也是我後來致力追求社會正義的原因。

二、自我的問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自我被過分強調,演變成為自私,為了自己私益,不擇手段。我受到佛家禪學和基督教的影響,認為自我是個哲學問題,需要從內心深層反省做起,才能克服自我,為社會、為國家奉獻做事,所以也常思考自我的問題。

三、生死的問題:不知死,焉知生?面臨死亡,思考死亡,才能知道生命的意義。我在日治時代當過學徒兵,面對戰爭與死亡,而在戰後白色恐怖時期,也曾被列入監視名單,加上我是個基督徒,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與超脫,以及拯救世人的想法,我感同身受。也因為思考過死亡的問題,我才能在人生旅途上勇往直前,一無所懼。

信念與堅持

我的信念來自於歷史、哲學的思考,和堅定的宗教信仰,所以,在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十二年裡,雖然面臨嚴苛挑戰,甚至身處狂風驟雨,我仍然能堅持理念,努力去做我認為應該去做的事。

登輝認為應去做的事,至少包括:

一、民主化:台灣一直處於被殖民的境況,台灣人民無法成為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痛。因此,主政的十一一年間,我全力落實民主制度,推動國會全面改革、省市長民選、總統直接民選;完成軍隊國家化,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正刑法一百條,使言論思想自由獲得保障。今天,縱然有很多人批評我,我還是堅信,唯有民主才能確保「主權在民」的理想。

二、本土化:過去統治台灣的,都是來自於外地的統治者,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在台灣的長期統治,基本上也是屬於這種外來政權。直到我繼任總統之後,才力行本土化政策。在政治上,我認為國民黨必須與這塊土地和人民結合,才能生存和發展,在教育上,我主張台灣的教育必須立足於本土,才能培養出認同台灣的國民;在文化上,我鼓勵台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讓台灣豐富的文化寶藏能在世界文化中大放異彩。

三、台灣主權獨立:一九九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射飛彈,想要干擾台灣的總統選舉,那時我就呼籲國人不畏中共霸權,捍衛台灣主權獨立。一九九九年我提出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是為了讓台灣不至於在中國的打壓之下,失去國格,所以堅持主張台灣與中國之間應該是平等互惠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我相信,只有堅持台灣主權的獨立,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與尊嚴。

《望春風週報》SP12-B1/2018-122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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