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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倪安專欄】調漲基本工資 本外勞應先脫鉤處理各自保障

by 望小風
許銘春出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後記者會(網路圖)
周倪安

周倪安

文 / 周倪安(台聯秘書長/第八屆立委)

(編者: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

政府決定基本工資將從明年元旦起將調升,由現行二萬四千元調高到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元,時薪自一百六十元調高為一百六十八元,調幅超過五%。時值疫情期間,工商團體大喊吃不消,而勞動部長受訪表示,勞動部將和經濟部研擬補貼方案,補貼給艱困產業的月薪和時薪。

事實上,筆者認為在疫情期間,雖然台灣整體的GDP是持續成長的,甚至是十一年來數字最高的,但是如果這麼好,何需發放特定人的紓困金及三倍券五倍券?政府應該體恤全國各行各業的辛苦,而不能只看數字做決策,只以特定幾個產業超級成長所帶來的正向數據,平均在整個社會裡,失業者、減薪者甚至在非營利事業的工作者眾,特定產業的高成長是必然,但整體而言多數民眾受害是事實。如今政策再加上調升基本工資,民間都知道最大受益者就是在台灣短暫工作的外籍勞工。

十年前台聯就提及基本薪資二萬五千元,但是本外勞薪資必須脫鉤處理,應該各自保障。所謂基本工資,就是維持勞動者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費,因地而異。像是日本因各縣市的生活水準高低不同,因此也訂出了不同的基本工資,所以東京的基本工資是全日本最高的。外勞只有一人來台灣工作,其家人都是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契約期滿就必須回到他的母國,因此他們跟我們台灣人領一樣的基本薪資,這樣是合理的嗎?不論是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或WTO規定,其最低工資是兩國雙方議定的,其實跟該國有沒有基本工資是無關的!

發生疫情之後,筆者覺得台灣的政府官員可以像新加坡多做一些學習。比如去年二月,新加坡政府為了展現抗疫決心和共渡難關,三司十三局政治任命高官捐出一個月薪水予公益金;另外新加坡的外勞政策,更是值得台灣借鏡,該國運用東南亞外勞補足他們需要的勞動力以留住企業和人才,防止中國方面是禁止中國勞工成為家庭幫傭以防破壞新加坡的家庭;反過來看這二十年來,台灣人的家裡或醫院裡,到處充斥了中勞或是中配或是違法居留台灣的中國人在工作,也直接間接影響了我們社會的安定。

二O一六年新加坡常住人口為五百六十萬,約三百四十一萬人為本國公民,契約外籍勞工達一百六十萬人,外勞人數與公民人數比是46%左右,而且外勞人數仍在增加中。新加坡前三家公立大學畢業生起薪都在新台幣七萬元以上,失業率2%左右,該國以市場機制聘任外勞,由國與國之間談判決定最低薪資,沒有外勞搶本勞工作問題;而台灣給外勞的薪資比照台灣人的基本工資,然後再用錯誤的「移工」一詞取代「外籍勞工」,並扣上本外勞不同薪資就是沒人權的大帽子,這其中到底誰得利?

政府應該實際去調查,外勞來台三年,是否真的拿得到整整三年的薪水?不!錢哪去?外勞來台的仲介費每年十萬元,一年五十萬人就有五百五十億元新台幣的利益,是哪些既得利益者拿走?政府應該讓數字說話,而非因循苟且地延續先前的政策,美其名年年調漲基本工資卻忽視本外勞薪資問題,不但難以讓有心的企業家回台投資,疫情和錯誤政策恐繼續吞噬台灣的中小微型企業與增加失業率,請政府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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