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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11事件到阿富汗撤軍的美國利益

by 望小風
聯合大學助理教授蕭衡鍾博士。

文 / 蕭衡鍾(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

反恐戰爭為的是美國利益

蓋達組織宣稱對美國發動恐怖攻擊的主因在於美國人先對穆斯林世界發動攻擊,才逼的他們不得已而還擊,而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美國,美國人民對於其政府對穆斯林世界所採取的種種暴行有無可逃脫的責任,包括對於穆斯林地區經濟的壓迫與剝削、以及要求美國勢力撤出中東地區,不要插手干預其內政與教育,並且批評美國人民的文化價值、意識形態、道德與生活方式的墮落。

但對於美國而言,除了支持美國政府所採行的對付所謂「恐怖主義」之正義戰爭外,更強調自由民主理論原則與價值的可貴,諸如「人類的尊嚴、對普遍自然法與造物者的信仰、允許對真理公開的辯論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維護」等等,並且認為這不僅僅是美國人的價值更應該是人類的普世價值。

其實,美國政府對其他國家所採行的政策,很多都不符美國自己所揭櫫的原則,比如制度的移植、是否真由當地自決、為的是國際法還是美國利益等,並且對美國人民與全世界所有國家塑造美國世界警察的形象、正義的化身,使其辯護者在為美國海外利益辯護時,堅稱美國是善良、無罪的,是為自由而戰的,錯誤的是當地腐敗的政府,邪惡的國家。

但等到一旦毀滅對方才發現錯誤時,如西元2003年對伊拉克發動攻擊,摧毀海珊政權,只有輕輕的公開承認錯誤,一付要不你又能怎麼樣的態度,往往令許多非西方的國家與人民對此反感。

就像於2010年上映的好萊塢電影《關鍵指令》(英語:Green Zone,中國大陸譯為《綠區》,香港譯為《叛逆諜戰》)所演繹的,大國可以為所欲為、小國只能被迫接受,美國這種現實主義式的思維方式表現的就是,美國可以為了捍衛自身的利益,不惜對世界其他地區發動「預戰」與「義戰」。

文化衝突與價值衝突中的「他者」

基於蓋達組織所認為的伊斯蘭教義,他們批評美國人民的文化價值、意識形態、道德與生活方式的墮落來看,我們看到的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不相容,是表現在文化的抽象意義上的對立之上。不僅美國對於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沒有真正寬容與尊重,非西方世界對於美國的文化亦是如此。

雖然文明與文化的衝突不是最近才有的現象,但是歷史和當代的現實都表明文化對世界政治的重要影響。如果以西方文化對於穆斯林世界「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來看,則此不僅是代表真正的文化衝突,更因此意味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不僅只有軍事、政治、經濟等衝突,還存在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上的衝突與對立,是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與國際戰略研究者應該關注的焦點之一。

對於多數非西方國家而言,國家發展的「現代化」經歷往往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過程。「愛」的是「現代化」帶給當地人民在文化的具體層面上有很大的便利性,諸如科學技術的「賽先生」所帶來器物使用的便利與生活方式的大幅改善、經濟的快速發展等。

而「恨」的則是這種截取自西方文化具體層面的結果,往往與當地自身文化在抽象意義上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價值格格不入,諸如「德先生」的制度移植、西方生活觀念與價值觀能否為當地普遍接受(像是女權)等,這不免讓多數非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立呈中陷入兩難的局面。

因此,「南北衝突」將不會平息,美國價值的意識形態重構在遍及全球的範圍內將持續發酵。美國將西方文化強加在非西方國家身上,其目的在擴大其對非西方國家從政治、經濟到社會的影響力,此舉不僅有助於其政治上國家利益的維護,更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比如販賣軍火給親美扶持政權。

例如,一個親美的政權與社會有助於美國安排其全球的戰略佈置,而傾銷商品到一個仰慕美國文化、生活方式的國家與社會,對接受美國人的飲食習慣與消費方式應該是毫不陌生,因為這樣的國家與社會早已長期浸淫在美國強勢文化的行銷之下。

因此,蓋達組織對於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抨擊不僅止於文化之間的不相容、更有文化侵略的擔憂,而這文化之間的不相容不只在於抽象的文化意義層面,還有在於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價值的本質差異。文化的侵略除了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價值的強暴,更包括了附帶龐大的地緣戰略與經濟利益。

現代化中的上層建築需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文化的形成是為了適應該民族國家社會所面對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條件,而文化從抽象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文化價值,到具體的制度、組織與架構、生產方式、器物製造與使用等,是息息相關且交互影響的。西方文化的具體面向未必能與非西方文化的抽象面向互相配合,更遑論西方文化的抽象面向與非西方文化的抽象面向兩者的不相容了。

在美國挾其優勢文化,與軍事、政治及經濟的交互影響下,對於非西方民族國家、像是兩者在抽象的文化面向極不相容的伊斯蘭世界來說,呈現的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以現代化要符合「具體國情」的論點來看,像伊拉克、阿富汗等直接移植的美式民主,其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的民主程度,似乎是超越了當地社會經濟基礎(具體環境)所能符合與承受的程度了。

這顯示的是美式生活價值觀與當地傳統伊斯蘭教文化的矛盾無法磨合,而從這次美軍撤離阿富汗所引發的動亂、以及阿富汗當地後續的政治衝突來看,對於以美式民主價值觀自豪的美國而言,實在是個反向宣傳,體現出來的是以「華盛頓共識」、「市場推展民主」與「民主和平論」為核心的美式民主價值觀所面臨的「民主的衰退」。

中國崛起下的美國利益焦點

美中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關係,在經濟、外交和技術方面的競爭將發揮核心作用,儘管美國綜合國力仍略勝一籌,但中國正在縮小差距,顯示美國在亞洲安全的領導地位正受到削弱。在拜登定調美中處於「戰略競爭」、指稱中國是美國最大地緣政治對手的基礎上,美中雙方在東海、台海與南海的對峙只會越來越強勢。

美國向來在地區衝突中部署各種軍事和非軍事力量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戰略利益,並有助於在影響力和領導權競爭中獲得優勢,像各項友台法案,以及軍售給台灣某些帶有攻擊性質的武器、拋出是否配合台灣的「逆登陸」作戰、放出是否將台灣納入其「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ABO)任務皆是如此,這也顯示在印太戰略下,台灣的地緣位置對於美國圍堵圈的重要性,不論是「重要夥伴」還是一顆「棋子」。

雖然對於美中關係的緊張程度上升是不置可否,包括兩國在全球影響力較勁、地區地位特別是亞洲軍事地位的消長、軍事現代化與危機管理的挑戰等面向,但美中之間存在競爭、卻不致發生戰爭,因為在近日拜習通話中,雙方都強調在競爭中兼具合作的必要性。但美中之間仍存在衝突升級的戰略風險,顯示在對於美國的聯盟和夥伴關係管理上,是拜登政府潛在的一項國策挑戰。

然而,縱然美中是處於「戰略清晰」態勢下的最大地緣競爭對手,但美國仍並未考慮摒棄其長年以來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美國的對台政策還是以符合其「一中政策」為主軸,通過《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公報與「六項保證」的方式,維持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其對台承諾是不變、但也不會再更清晰了。

儘管台灣的「倚美抗中」搭上了美國「友台制中」的順風車,但以阿富汗的例子來看,台海和平對於美國而言只是其眼前利益,而不會是其核心利益,過去馬英九與歐巴馬執政時是如此(兩岸交往符合美國利益)、現在蔡英文與川普及拜登執政時也是如此(兩岸對峙符合美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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